以小搏大：中东“抵抗轴心 ”何以在非对称冲突中限制强敌？
Daniel Sobelman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中东倡议附属教员
“Rules of the Game in Asymmetric Conflicts. ”
Security Studies, Vol. 34, No. 2, 2025, pp.261-291.
导读
在非对称冲突的背景下，一个核心问题是 ，何种条件下相对弱势的行为体能够迫使强大的对手接受限制性的“游戏规则 ” ，而不是动用其压倒性优势？目前，“游戏规则”的概念已发展为一种组织原则 ，影响着中东“抵抗轴心 ”的战略思维 、战略行为和战略术语 ，从而塑造了真主党、哈马斯 、也门胡塞武装 、伊朗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抵抗力量的行动 。尽管上述行为体试图对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施加“游戏规则 ”，但它们取得的成效各不相同 。为解释这一差异 ，文章基于脆弱性平衡理论 ，提出了非对称冲突中“游戏规则”模型：“游戏规则 ”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脆弱性的平衡，即弱势行为体能否在增强自身军事能力的同时 ，加剧强势行为体的军事脆弱性或民用脆弱性。其次 ，弱势行为体需要增强军事韧性：包括加强指挥控制体系建设和提高作战能力以及持续的二次打击能力 。文章后续先在1992年前后的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案例中揭示了“游戏规则 ”的形成逻辑 。并选取两个正面案例（加沙地带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 、伊朗与美国冲突），以及两个负面案例（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伊朗在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以此对前述理论假设进行基本验证。
国际冲突中的“游戏规则”：问题的提出
国际冲突中的“游戏规则”通常指具有竞争偏好和利益的行为体规范各自行为的一套标准 。因此 ，这些规则涉及相关行为体共同限制一场不受约束的冲突的能力和意愿 。“游戏规则 ”作为一种冲突管理机制，适用于冲突的具体领域 、地理范围、使用的武器类型和具体使用方式 ，它具有正式 、非正式和默许等形式 ，以区分行为体“可接受 ”和“不可接受”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相称互惠原则。关于“游戏规则 ”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 ，“游戏规则 ”的传播塑造了从加沙地带哈马斯到也门胡塞叛军 、伊朗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抵抗”力量等多个行为体对抗强大对手的战略术语和行为 。然而 ，这些行为体试图向更强大的对手施加“游戏规则 ”的成效却呈现明显差异 。
由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常规非对称冲突中 ，军事上占优势的国家为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遵守限制性的“游戏规则 ”来对待其较弱的对手？关于有限战争的研究指出国家的生存取决于打一场有限战争的能力；双方都有能力严重损害对方的重大利益 ，因此，双方必须合作制定出可接受的规则。然而 ，冷战时期的有限战争理论正是在美苏核武对峙背景下发展而来 ，其逻辑基础在于双方在核能力及相互二次打击能力下暴露出的高度脆弱性，使得限制冲突的地理范围、武器运用与目标选择成为必要条件。是相比于核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强势行为体在常规的非对称军事冲突中往往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 ，并非那么“脆弱” 。在此情况下 ，为何强势行为体仍然接受弱势行为体的限制性“游戏规则 ”呢？既有文献并未给予详细的阐释 。
非对称冲突中的脆弱性与“游戏规则 ”模型
（一）国际关系中的脆弱性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脆弱性体现于行为体在面对不利局势所需的物质资源、政治资源以及行为体能够调动或愿意牺牲的资源。如果行为体在应对代价高昂的局势时，缺乏军事能力或政治自由度来展现抵抗的决心 ，行为体就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 ，脆弱性与韧性恰恰相反，更意味着行为体在某件事上无法坚持到底 。在常规冲突中 ，脆弱性是多方面的且依赖于具体情境 ，它包括行为体的政治 、地理 、经济等多个领域，优势和劣势往往并存 ，甚至在一个领域的韧性可能意味着在另一个领域脆弱性的增加。例如行为体可能在军事能力上较为脆弱 ，但在维护自身生存利益上则坚定不移；抑或行为体即使拥有军事优势，但缺乏有效利用军事优势的能力 ，导致对手比预期中更不易受到实质性攻击 。
脆弱性的表现形式较为复杂 ，既有无形的，例如心理成本、声誉成本和自我认同；也存在有形的可测量的客观成本，譬如经济损失 、领土沦丧 、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等 。在冲突期间 ，随着行为体调整战略或获得新型武器 ，其脆弱性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国家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受到决策者决心或声誉的影响，因而决策层的更替可能会导致国家的脆弱性发生变化 ，从而增加国家遭受攻击的风险 。在时间维度上 ，脆弱性可分为事前脆弱性和事后脆弱性两种 。前者可以在和平时期被战略性地利用，以达到强制目的 ，而后者则无法在战前被人为操纵。
（二）脆弱性与常规非对称冲突
脆弱性是理解非对称冲突和规则形成的关键 。相互的脆弱有利于合作 ，而正是在核武器导致绝对相互脆弱性的条件下，限制性合作才显得尤为突出 。然而由于并不存在“相互毁灭的风险” ，常规的非对称冲突中几乎没有类似的约束 ，因此弱势行为体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并且当弱势一方并非国家行为体时，这种生存压力更为强烈。弱势行为体必须改变脆弱性的平衡 ， 从而保持其对敌人持续施加损失的能力 。
本研究将脆弱性分为两类：军事脆弱性和民用脆弱性 。军事脆弱性取决于行为体的维持作战能力的稳固程度 ，包括战斗能力、指挥控制能力和军事报复能力。如果敌方能破坏其作战连续性并削弱其防御能力，则该行为体的军事脆弱性较高 。军事脆弱性往往受先进军事装备 、后勤限制 、部队战线距离、对预备役的依赖 、对其他冲突的关注，以及防御系统的可用性等因素的影响 。民用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的平民对于其对手的暴露状态。它取决于行为体是否拥有足够的防空部署 、是否能阻止对手攻击其平民以及是否能防止经济瘫痪 。民用脆弱性之所以重要 ，在于其关系到行为体内部的正常运作 。
在非对称冲突中 ，由于强势行为体往往能够随意对弱势行为体的民用资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因而弱势行为体的民用脆弱性必然较高。在此情况下 ，如果弱势行为体的军事脆弱性也较高 ，强势行为体在接受限制性的“游戏规则 ”上表现出较弱的动机 。如果强势行为体在军事和民事方面具有较高的韧性，那么其就更难以参与合作或按照“游戏规则 ”行事 。因而为了诱导强势行为体接受限制性的“游戏规则” ，弱势行为体必须发展较强的军事能力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军事韧性。这无疑将提高强势行为体的军事升级成本 ，从而限制其军事行动并容忍弱势行为体的一些暴力行动 。然而，如果强势行为体军事脆弱性和民用脆弱性都较低 ，那么其参与合作和遵守限制性“游戏规则”的意愿和动机都会较弱 。
（三）非对称冲突的“游戏规则 ”模型
在非对称冲突中 ，困扰强势行为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前不切实际的较高期望：强势行为体本能地将自身作为制定“游戏规则 ”的行为体。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 ，文章提出了脆弱性平衡理论的两阶段模型以理解弱势行为体在非对称冲突中实施“游戏规则”的必要条件 ，如图1所示 。
图1 非对称冲突的“游戏规则 ”两阶段模型
脆弱性平衡理论认为，强势行为体是否遵守游戏规则，取决于弱势行为体使其军事和民用两方面变得更加脆弱的能力 ，以及弱势行为体在战争高峰期增强军事能力并保持作战连续性的能力 。该模型的核心前提在于两种脆弱性的明显不平衡：即强势行为体的军事和民用均不脆弱 ，而弱势行为体的军事脆弱性和民用脆弱性却非常严重，而后者会激发弱势行为体主动制定“游戏规则”的动机。然而 ，强势行为体却不能总是展现出军事和民用的韧性 。在上述模型中 ，“脆弱性平衡的转变 ”意味着弱势行为体使其对手在军事或民用上的能力受到限制，原因在于弱势行为体引入了某些新的能力 ，从而提高对手施加威胁的成本 。
如果弱势行为体在军事上较为脆弱 ，强势行为体则可能大规模使用武力，从而维持非对称的冲突状态。相反 ，如果弱势行为体展现出较高的军事韧性 ，强势行为体则可能犹豫是否要升级冲突，从而增加相对均衡的“游戏规则 ”实施的可能性 。表1展现了五种不同的脆弱性平衡组合及其对应的案例 。
表1 不同脆弱性平衡组合及其对应案例
案例分析
（一）真主党成功将“游戏规则 ”强加给以色列
脆弱性模型A转变为模型B：真主党通过引入并保持对以色列平民区的火箭弹袭击能力 ，彻底改变了冲突的脆弱性平衡。首先是改变以色列的民事脆弱性：以色列北部平民从不受影响到面临持续威胁；其次是增强自身军事韧性：真主党在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证明了其军事韧性 ，能够维持火箭发射能力，使以色列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消除这一威胁 。最终，以色列被迫接受了一套非正式的“游戏规则 ” ，默认在黎巴嫩南部的某些低烈度冲突是“可接受的” ，并以象征性方式进行报复，以避免引发针对其平民的大规模火箭弹袭击 。
真主党将非对称冲突重塑为受规则约束的战略互动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游戏规则 ”操作逻辑 ，并逐步发展为中东地区不对称冲突的典型范本，其有效性在于将形式上的对称转化为实质性的威慑平衡。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严格遵循对称报复准则 ，其反击行动在多个维度上与以色列的初始行动保持对等；二是当真主党能力有限而无法实现完全对等报复时 ，则赋予某项行动象征性的对称意义；三是使其核心概念、战略思维和战略术语得到广泛传播 。
（二）哈马斯成功对以色列实施“游戏规则 ”
脆弱性模型B：哈马斯通过发展并展示其能够在长期冲突中持续向以色列腹地（包括特拉维夫）发射火箭弹的能力，改变了脆弱性平衡 。首先是改变以色列的民事脆弱性：以色列核心地区平民和经济生活面临实质性威胁；其次是增强自身军事韧性 ，在2014年“护刃行动”等多次军事行动中 ，哈马斯展示了其在遭受猛烈攻击时仍能维持指挥和火箭攻击的军事韧性。最终，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 ，为避免陷入全面战争并减少遭受密集火箭打击的风险 ，逐渐减少了诸如定点清除等可能引发大规模升级的做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边境地区的低烈度摩擦。
（三）伊朗成功对美国实施“游戏规则”
脆弱性模型C：伊朗通过展示其直接 、精确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能力，利用了美国的军事脆弱性和规避升级的心理 。首先是改变美国的军事脆弱性：2020年对艾因·阿萨德空军基地的导弹袭击 ，证明了伊朗能对美军造成重大伤亡；其次是自身脆弱性的降低：伊朗本土远离战场 ，承受直接攻击的能力较强 。最终，美国在此后多次克制了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直接军事报复 ，行动强调“相称性 ” ，形成了事实上的规则。
（四）胡塞武装未能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游戏规则 ”
脆弱性模型D：尽管胡塞武装显著提升了军事实力（弹道导弹 、无人机），并发动了“威慑平衡行动”袭击沙特腹地目标（包括阿美石油设施） ，但未能根本改变脆弱性平衡 。一方面 ，胡塞武装未能改变沙特的脆弱性：沙特拥有巨大的战略纵深、先进防空系统和威权体制，使其在军事、民事和政治上对胡塞的袭击具有高度韧性 。另一方面 ，胡塞武装民事脆弱性极高 ，其控制区始终面临沙特许可的 、毁灭性的空中打击。最终，沙特并未因胡塞的袭击而停止对也门（如首都萨那）的轰炸 ，其战略话语中也未出现接受“游戏规则 ”的迹象 。
（五）伊朗未能在叙利亚对以色列实施“游戏规则 ”
脆弱性模型E：伊朗试图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存在并对抗以色列 ，但选择了对其不利的战场 。一方面，伊朗自身军事脆弱性极高：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资产（人员 、基地、武器库）高度暴露在以色列的绝对制空权和情报优势之下。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叙利亚战场享有行动自由 ，军事上韧性极强 。尽管以色列民事脆弱性较高 ，但其军事优势使其能够对伊朗目标实施零容忍的先发制人和不成比例打击 。最终，以色列系统地打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资产 ，伊朗被迫缩减在叙利亚的行动规模。
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发现弱势行为体能否迫使强势行为体接受限制性的“游戏规则” ，关键在于前者能否通过增强自身军事韧性，同时有效暴露对手的军事脆弱性或民用脆弱性 ，从而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 。“游戏规则 ”本质是一种胁迫性合作：它并非基于共识 ，而是弱势行为体通过精准操控强势行为体的脆弱性，迫使其接受的一种“不对称合作 ” ，其核心是构建一个双方都不得不接受的冲突边界 。本文对真主党 、哈马斯和伊朗等三个正面案例 ，以及胡塞武装和伊朗两个负面案例，共同验证了“脆弱性平衡理论”的解释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 ，本文的核心警示在于：绝对权力优势已不能自动转化为在冲突中的主导权。未来的安全战略必须更加精细地理解和应对“脆弱性平衡 ”这一关键变量 ，在军事 、外交和情报层面综合施策，才能在由弱者设定的“游戏规则 ”中，维护自身的长期安全与稳定 。
译者：辛逸伦 ，国政学人编译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来源：Daniel Sobelman, “Rules of the Game in Asymmetric Conflicts,”Security Studies, Vol. 34, No. 2, 2025, pp.261-291.
审核 | 赵怡雯
校对 | 石瑜茜
排版 | 冯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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