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涉罪 ，父母是否应该接受再教育？农健插画
“刚开始是我们推着他们（家长）走 ，后来他们自己也愿意往前走。”2025年10月10日，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 ，十年过去 ，亲职教育课堂的气氛大不相同 。有家长会提前到场，在课上主动提问、记笔记 ，也会在课后向老师请教沟通方法 。
而十年前 ，这种对涉罪子女的父母进行再教育的课堂，开展得并不容易。一同参与的心理专家缪娟回忆 ，课程开了很久 ，出席率依然寥寥 。检察院工作人员只能打电话挨个催，一些家长不情愿地现身 ，上到中途 ，有家长已想提前离场 。
2015年，为从源头干预未成年人犯罪，新都区检察院在全国首推“强制亲职教育” ，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方式 ，介入家庭教育。这项地方性的司法创新，带着争论 ，数年后扩大至湖北、广西 、福建 、浙江、广东等地 。
但在实践中 ，亲职教育常面临表面化与空心化的困境：课程流于走过场，家长心存抵触 ，适用标准模糊 。原本旨在唤醒父母的机制 ，却似乎沉睡在纸上。
十年探索路
在缪娟的印象中，2015年起步艰难时 ，她并不想放弃 ，已有研究证实，家庭因素与涉案未成年人之间存在强关联 。
2010年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10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 ，对比1224名未成年犯与925名普通中学生的家庭情况，结果显示，未成年犯家庭的亲子分离问题比普通中学生更加突出 ，其中四成以上孩子表示“恨父母 ” ，而这些家长文化程度偏低，教育观念较为陈旧 。
问题孩子往往是问题家长的产物。基于这一认识 ，2015年 ，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提出“强制亲职教育 ”概念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全国范围内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 。”该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
这是一个从国外引入的理念和制度。早在1846年 ，美国夏威夷州规定 ，若父母在抚养与教育子女过程中，存在过失或故意失责 ，须对子女承担赔偿责任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 ，不少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了强制亲职教育，如1998年 ，英国通过《犯罪与治安扰乱法》 ，明确规定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必须每周参加亲职课程，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
最初的课程如大学课表，被划分为必修与选修。新都区检察院邀请心理 、法律 、社会等领域专家对家长授课 ，课程一般设有五六节 ，每节课时约两小时 。
因为带有争议，新都区检察院在实操中并未强调“强制 ” 。一个结果是 ，真正能坐满的课堂并不多。家长是否愿意来、能否坚持上完课 ，全凭个人意愿 。
为了扭转“全凭自愿 ”的问题，强化约束力 ，2016年10月 ，成都市检察院联合公安 、法院 、妇联等部门，出台了《强制亲职教育实施办法（试行）》 ，这是国内首个将“亲职教育”纳入国家公权力管理体系的地方性文件 。该办法规定 ，对于多次拒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家长，公安机关可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 ，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
继成都市之后 ，强制亲职教育在国内遍地开花，多地也陆续开展类似探索 。
2016年12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该省首次将“强制亲职教育 ”写入地方法规 ，规定对放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监护人，司法机关可依法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 。
2019年 ，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一起性侵幼女案件 ，7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离异、或长期外出打工，存在严重监护缺位问题。福州市检察院发出全国首份“督促监护令 ” ，检察机关可在案件审查过程中 ，直接要求失职监护人履行法定职责，将司法干预模式从事后惩处转向前置督促 。此前 ，这类监护令主要出现在案件审理完毕之后 。
2020年9月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法院联合市中院设立亲职教育基地，被审查起诉乃至被判处刑罚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需要接受一定时限的亲职教育。
“很多地方的司法实践其实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兰跃军告诉南方周末 ，“各地通常援引的是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当监护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国家有权干预’的条款 。但直到2020年二次修订时，法律才首次明确提出‘国家亲权’理念 ，规定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即便如此 ，也只是间接支撑地方的做法 。 ”
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某种意义上 ，这意味着家庭教育不再只是家事，而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 ，开启了家庭教育法治化的新阶段。
同年5月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 、区妇联协同公安 、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发布首份强制亲职教育工作白皮书 ，在全国首次在检察院与法院的程序中引入亲职教育指导师 ，指导师可以出席检察听证 、法院庭审并发表意见，其意见可直接作为司法处理的参考依据 。
这被业内认为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一次重要的探索 。
法律有令 ，执行乏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干预监护的合法性 ，但在具体执行中，规定模糊 、约束力弱的问题依然突出。从操作到专业，各地实践仍面临诸多现实掣肘 ，主要问题在界定适用对象范围 。
2022年4月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法院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要求一名未成年的父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 。该案源于一场小区意外 ，孩子在单元门口玩耍时跳上石桌 ，导致桌面侧翻压伤手指。事发时，其父站在约十米外 。事后 ，父亲认为物业公司管理不善 ，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 。
该法院受理后并未支持家长诉求，认定石桌本非用于攀爬运动 ，父亲未尽到安全教育和有效管束责任 ，因而签发了亲职教育令。
父亲的监管疏忽是否已严重到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尤丽娜曾于2022年撰文表示，强制亲职教育属于“再教育”范畴 ，社会成本高昂 ，应当集中应用于存在明显监护缺失、家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等高风险家庭，而不宜泛化到一般家庭中 。否则，过度干预可能削弱家长的教育自主性 ，甚至造成公众对政策的抵触 。
不过 ，兰跃军认为，父亲在现场仅“远距离观望 ” ，而未及时制止或引导 ，说明家庭监护功能已明显弱化；同时，孩子的行为也出现了越轨倾向。这类情形表明家庭教育已陷入失衡状态 ，需要公权力量适度介入。
强制亲职教育的适用对象 ，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等执行单位的工作量 。
一位多次随检察院参与家庭教育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检察官的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 。她回忆 ，在进行强制亲职教育前 ，检察官都要进行家庭摸底——了解家庭结构 、收入状况 、教育方式，是否存在暴力或冷漠型忽视等。
“看起来两个家庭情况一模一样 ，问题孩子也差不多 ，但背后的症状可能完全不同 。 ”她举例，和父母疏离的两个孩子，有的问题可能出在长期被父母冷暴力 ，有的可能因为父母离异后监护权出现空档 。
一些检察官告诉她 ，他们常常要临时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用非对抗性的语言一点点打开他们的心防 ，“一个家庭的信任建立 ，有时候要靠三四次面谈才能松动”。
这样的精细化工作，也让强制教育的成本远超公众想象 。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时任副主任吴欢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检察院打造了“亮晶晶 ”“纳爱 ”等一百二十余个专业团队 ，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建立专业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 。
但亲职教育的推进仍力不从心。吴欢水当时坦言：“仅靠司法力量 ，人力、物力 、精力都难以持续支撑 。”这也使得强制亲职教育在不少地方 ，一度沦为“沉睡的政策 ” 。
部分基层检察官综合一线办案实践，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司法干预本质是一种事后补救 ，真正的出路在于将预防端口前移，让家庭教育指导从司法补救措施，转变为面向全社会的普及性教育。
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曾作过类似尝试 。该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 ，自三年前白皮书发布以来 ，检察院主要承担前端工作，后续的衔接则由妇联 、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完成 。
在实际操作中 ，部分地区会邀请“家庭教育促进师 ”参与进来。他们多由心理、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担任 ，在检察院或社区开设亲职课堂。课程通常在一间布置温馨的房间内进行，墙上贴着“用爱沟通”等标语 ，讲师与家长面对面而坐 ，讲述亲子沟通 、情绪管理的技巧 。
但并非所有家庭教育都如此理想 。由于缺乏统一的职业标准与权威认证，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边界一度十分模糊。2022年国庆前夕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全国妇联三部门联合发布提示 ，明确未颁发或授权颁发“家庭教育指导师 ”证书 。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这导致许多“家庭教育促进师 ”处境尴尬 ，行业鱼龙混杂 ，其专业身份与服务价值难以获得社会的真正认可 。
不应只是“教育家长”
该如何厘清父母责任与国家公权力的边界，在不越界的前提下，让干预真正落地？
兰跃军认为 ，亲职教育应被视作公共服务的一环 ，而非单纯的法律义务。在制度设计上，可借鉴德国的普惠化经验 ，将家庭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在风险防控层面 ，可参考中国台湾的司法联动机制，将家庭教育与家事审理、未成年人保护协同推进 。
在德国 ，“双亲教育 ”是一项公共服务 。政府将家庭教育纳入成人教育体系 ，由社区教育中心和公益组织面向所有家庭提供课程，主题包括沟通 、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等。参加课程的家长无需承担额外费用 ，甚至可将学习时间计入工时 ，亲职教育被视为一种劳动 。
中国台湾的经验则更靠近司法体系 。2012年，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实施后 ，各地法院陆续设立家事服务中心。在处理离婚、监护 、探视等案件时 ，中心会为父母提供亲职教育 、心理辅导与法律咨询 。部分法院还会在调解或判决中，建议当事人参加亲职课程，并将其学习态度作为参考 。
近年来 ，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修法倡议 ，计划增订强制亲职教育条款：要求父母在家事案件中完成6至20小时的课程，若无正当理由拒绝 ，可能被处以罚款。此举引发不小争议。支持者认为 ，这是强化父母责任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担忧，政府的手伸得太长 ，可能触及家庭自治的边界 。
“国家干预的边界 ，不在于强制与否，而在于能否真正促成父母的自我成长 ，并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 ”兰跃军说。
在他看来 ，强制亲职教育的目标，不应只是“教育家长” ，而应建立起一套分层、可操作的制度机制 。他建议 ，可借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罪错行为的分级治理思路，构建差异化的亲职教育体系 。
根据2021年6月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由轻到重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三类。兰跃军认为 ，相应地 ，强制亲职教育也可分为三级干预：针对三类行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分别实施一级 、二级和三级亲职教育 ，实现分类指导 、逐级强化 。
在现有司法框架下 ，兰跃军认为可将亲职教育与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机制协同推进 。例如，在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设定考察期或缓刑考验期的同时 ，同步对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通过“教育孩子 ”与“唤醒父母 ”双向并举 ，形成干预合力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郑彩琳
责编 何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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