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中午喝了酒后 ，摄影师黑明原就柔和的五官变得更加模棱两可 ，眼角因有些犯困，一个劲地向下耷着。长桌背后的墙上挂着年轻时朋友为他画的肖像 。许多年过去，对比着看 ，这张脸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只不过此刻涨红了许多 。
墙的同一侧，挂了另一张大幅彩色个人画。他匆忙走过去取下来 ，不好意思地说这本来挂了张小孩的照片来着 ，朋友最近送了画，他碍于情面 ，只好换上。这间位于宋庄的工作室建好已有15年 。如今 ，多数时候只有他在此独自生活 。孩子、太太都在加拿大，他每年过去住三个月 ，语言不通 ，待不长。作为一个常年云游四海的摄影师，终于退休后 ，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完成自己的选题 。
2025年7月 ，他的摄影集《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面世 。该书记录了他从1996年起在陕北山村新窑子拍摄的勤劳朴实 、虽有几分无奈却不乏改变命运理想的农民，以及他们天真可爱的下一代，涵盖调查 、访谈、评论以及不同类别的照片。2025年 ，黑明两度重返新窑子拍摄 ，记录新窑子的变迁 。当初采访、拍摄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黑明感慨，他们重视子女的教育 ，对未来的生活和发展充满信心 ，“与城市人的差距越来越近，有的甚至早已超越了城里人的思维模式。 ”
《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
30年里 ，他着了迷似的每年都要去四五次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陕北乡村 。一些评论认为 ，这些照片不仅承载着新窑子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更让人看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但对于黑明本人而言 ，拍摄更多的不是出于这些厚重的使命 ，它更像是一种直觉，“每当我回到北京 ，冲洗出在新窑子拍的照片 ，内心总有一种要重返新窑子的冲动。”
以下是黑明的讲述：
“哦，原来不是坏人”
很多人以为我是从山里出来的，对我的想象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村孩子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我父亲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 ，1941年就参加了工作。他是文艺爱好者 ，写字写诗，师范毕业 。我们家里的条件比当时的一般人要好 。我玩摄影特别早 ，16岁就有了第一台照相机——哈尔滨产的 ，还是邮购的。那时候，我的工资才十几二十块 ，这台相机在我们那小地方 ，都没几台 。
一开始，我也学画画 ，但觉得画得太慢 。看我哥哥拍照 、洗相片 ，觉得这个过程特别快，一下子就迷上了。二十二三岁 ，我去天津工艺美院念书 ，毕业后到了北京 。说起来，我的人生挺顺的，没受过什么罪 。在别人想象里 ，我在新窑子吃了多少苦 ，那都是30岁以后的事了。
早年去新窑子，我每次坐飞机到延安 ，一下飞机 ，快到的时候，就要到郊区的小超市里买十来箱酒和方便面带去 。那时候 ，出租车特别少 ，第一次去是朋友开车带我去，我再去的时候就是坐黑车 。再之后 ，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就咚咚咚地跑到机场接我。
没水没电 ，洗不了澡 。一开始去没地方睡，我就睡在庙里 。里头有一个炕 ，立了个玉皇大帝的牌位 ，我把玉皇大帝推到边上，就这么睡了一个星期。
为什么去新窑子，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我不喜欢那种拍一张半张 、起个标题就发表的照片 ，我觉得太浅了 ，我想拍一个系列 。1980年代，我也干过那种骑个自行车、看见什么拍什么的事 ，假装自己是个艺术家 。毕业后 ，我才真正开始琢磨专题。我的第一个专题是拍知青，叫《走过青春》 ，第二个专题是拍“右派 ” 。新窑子就是在那会儿进入我视野的 。
因为拍延安的知青 ，我知道了新窑子这个村。《延安日报》的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第一次去，我觉得这地方太难拍了 。离城里不算远 ，半个小时车程 ，到机场一个小时，但环境不行 ，人特别穷。我心想 ，这村子怕是没什么发展前景，我拍了能有什么变化呢？可人就是这么奇怪，那儿的人挺好 ，我对那儿有了感情 ，就不想走了 。
他们把自己吃的土豆 、红薯给我吃 。我去那儿不是为了吃口好的，要是为了吃 ，根本不会去。就是被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感情打动了 。我就留在了那个“烂地方 ” 。我老婆后来还问我：“那地方好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该在那儿。 ”
第一次去时间很短 ，就一个礼拜。我一走 ，村里人就传言我跑了，说我是“特务 ” ，因为我头发长 ，穿着格子衬衫 、牛仔裤，戴个墨镜 ，还拿着相机 。村支书还偷偷打听 ，想知道我老问村里多少人、收入怎么样 、靠什么挣钱是想干嘛 。
转机是我得了一个摄影提名奖，叫金像奖，上台给我颁奖的是科学家周光召 ，电视上播了。后来 ，我又出了本书叫《走过青春》，《东方时空》做了报道 。村里人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他们这才确信：“哦 ，原来不是坏人” 。
新窑子村，白整风 、郭为生夫妇和儿子白小龙、女儿白莲花 ，1998年摄 图/黑明
白莲花 ，1987年1月4日生于新窑子，美术教师 ，2025年摄 图/黑明
村里人有时分不清我是不是农民
信任建立了 ，事情就好办了。我用莱卡M6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洗出来送给他们 。他们很感动 ，但也有点“遗憾” 。有人心直口快 ，埋怨道：“看你把我们照得黑不溜秋像个什么样子！你就不会给我们照张彩照吗？ ”后来，我就特意买了一次成像的相机，当场就能出彩色照片 ，给他们送去。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
其实 ，把照片送过去，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着一定要做成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项目 。某种程度上 ，新窑子成了我的一个“消遣 ”之地，一个精神出口。一到新窑子 ，我就觉得彻底自由了 。我有时候去 ，连相机都不拿，就背个书包 ，带个笔记本——不是电脑 ，就是普通的记事本，跟农民们聊聊天 ，住上一两个星期再回来 。一年里去个五六次 、七八次是常事 ，元旦 、五一、国庆 、春节，我肯定在。
时间长了，他们不把我当外人了。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出嫁女儿 ，你能回来吗？”“我妈死了 ，你回来照相吗？ ”平时老有沟通 。有人会说：“我爸病了，你在北京给找个大夫 。 ”那我当然得帮。他们来北京看病 ，就住我家 。
你说麻烦吗？也不觉得麻烦 。我到新窑子 ，给人添的麻烦更多。我最多一次在那儿住了四十多天 。一开始住村民家，后来村支书让我住学校的党员活动室 。春秋夏还好 ，冬天冷得没法住 ，我就钻进一个红布袋子里御寒。
村里的生活很有意思 。晚上，我们喝酒 、划拳、唱酒曲、唱酸曲 。有人带一碗泡菜 ，在喝酒划拳和唱酒曲的空当中 ，不让我睡，尽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比如火车有多长？他们还喜欢“听房” ，跟打牌一样，算是娱乐活动。几个人提着鞋，蹑手蹑脚 ，拿着手电筒 。听到二更半的时候 ，“夸”一下把手电光从窗户塞进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骂 。骂归骂 ，大家乐此不疲。
在谁家喝了酒 ，晚上就睡在谁家。他和他老婆睡那头，我就睡旁边 ，一个炕三四米长 。有时候 ，我在北京喝醉了，晚上突然想起来 ，应该拍点新窑子的什么 ，第二天一早买个机票就飞延安了 。有一次跟一个叫王岗的建筑师喝酒，他第二天中午才醒 ，打电话问我昨晚喝多了没事吧？我说没事 ，我已经到延安新窑子了。
我跟新窑子的农民完全打成了一片 。他们早晨5点去种地，我就跟着去 。他们老婆送饭来，我们一起吃。我帮他们拉驴 、拿粪——脖子上挂个粪兜 ，用手抓一把羊粪 、牛粪就撒出去 。干得起劲时 ，我完全忘了自己是个拿相机的，我以为自己就是个农民 。村里人有时候也恍惚 ，分辨我是不是农民 ，就看我脖子上挂没挂照相机。
新窑子村，高志忠、贺梅夫妇和女儿高婧 、高虹 、儿子高阳、高旭 ，1997年摄 图/黑明
高志忠 、贺梅全家合影 ，2025年摄 图/黑明
身份证当礼物
这种关系，不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 ，更像是朋友 、家人 。村里有个人 ，为了能随时给我打电话，特意买了部手机 。他叫刘胜利。
还有个叫马治英的 。我第一次去他家时 ，看到他孩子感冒了 。我出门书包里都习惯装点常用药 ，就给了他两盒药，他特别感激。那时候，别人还当我是“特务” ，只有他不认为我是坏人 ，每天帮我背着摄影包和三脚架，跟我一起去照相。
有一天 ，他说想请我吃顿饭 。吃完饭 ，他就在箱子里翻出一个包袱，里面是户口本 。他把他们一家人的身份证拿出来 ，把自己的那张抽出来 ，说给我留个纪念。
这种情义，你没法用语言形容 。他们真的很朴实 ，让你觉得他们没一句假话 。人不就是活个真实吗？在这个村里 ，我活得特别真实。这次出书，我连那些离婚的事都没写进去 。他们知道我是外地人 ，也知道我不会往外传 ，什么事都不避着我 。
后来，村里的书记甚至召集村民开会，说给我弄个“荣誉村民 ” ，要给我批一块地 ，挖两个窑洞，“一口睡觉 ，一口耍水（耍水就是洗澡） ” ，还说等我老了，要把我葬在村里风景最好的地方。
新窑子村 ，高斌、李春丽夫妇和儿子高强 、高刚 ，1997年摄 图/黑明
高强，1990年2月4日生于新窑子 ，吊车司机；高刚 ，1992年8月11日生于新窑子，铁路建设网格长 。2025年摄 图/黑明
回过头看 ，从1996年到现在 ，快30年了 。我为他们拍的照片，光是有过访谈的就有三千多张。这个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人均年收入一两百元，现在有的人年收入几万 、几十万 。我当初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 ，现在也被他们戏称为“老汉 ”。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我用摄影的方式去表达，我跟我的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在北京 ，我给你拍张照片 ，你可能不乐意；如果咱俩不认识，我在地铁里偷拍你 ，你可能会瞪我 ，甚至骂我 。但在新窑子，没有这个问题 。我在北京几乎不拍照 ，相机都不拿。
拍新窑子 ，出第一版影集的时候，我自己就花了13万 。这些年 ，飞了四十多趟延安 ，光机票就好几万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当我回到北京，冲洗出在新窑子拍的照片 ，看着那些面孔 ，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尽快重返那个地方 。
北京宋庄 ，黑明路遇一个钓鱼的农民工 ，得知老人57岁时，61岁的黑明感到有些惊讶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新窑子于我早已不是一个摄影选题 。它是我生命中一段长达30年的“纠缠 ” ，是我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为自己也为历史找到的一个关于“真实 ”的锚点。在这里 ，我不仅用镜头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变迁，更用身心体会了一种在别处早已稀缺的人情和温暖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责编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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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新窑子三十年：一个摄影师与一个村庄的“纠缠”》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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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览：黑明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中午喝了酒后，摄影师黑明原就柔和的五官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眼角因有些犯困，一个劲地向下耷着。长桌背后的墙上挂着年轻时朋友为他画的肖像。许多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