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
本书记录下的对象 ，是作者张新颖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遇到的师长。以写作时间而论 ，最早的一篇写于1992年，最晚的一篇写于2023年 。内在时间跨度已近三十年 ，在三十年里持续记录对师长的观察 ，这些行迹与心迹的点点滴滴，需要读者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去体贴 、感悟 。乐评人李皖说：“一个一年饱食50曲的人 ，必不能与50年中与这些曲子一一相遇的人相提并论 ” ，因为一一相遇的时刻里除了音乐，还有生命的契机。对贾植芳 、章培恒、夏仲翼 、骆玉明 、陈思和、李振声六位师长的记录，聚则成为二十二篇印象记 ，散则是时间累积而延展开的生命契机 ，以及生命契机里的光影声色与家事 、国事 、天下事及人心事 。
2020年9月，我在《长城》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上读到《写在废纸上的〈洪昇年谱〉》（已收入本书） ，顺手转发的同时记下一则往事：曾向一位复旦前辈也是章培恒先生弟子的师长请教关于文学史意义的问题 ，他没有正面答复，转而回忆当年往医院探视章先生 ，病中的章先生依然聚精会神地修订文学史稿……难得在微信朋友圈露面的张新颖先生 ，在我上述这则转发下留言：“所以我在2007年章先生文学史的研讨会上说，这部书里面有二十世纪几代中国人挣扎的痕迹在 ，因此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点滴——悼念章培恒先生》（已收入本书）中有完整的表述：“章先生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几代中国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从这个角度讲 ，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它本身即是一部现代的文学著作 ，因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作为呼应的是 ，张新颖对陈思和先生文学史研究的评价：在类似“还文学史本来面目 ”的朴素说法之外，陈思和格外“强调书写文学史的个人性，也就是说 ，每个书写者都应该写出自己的文学史 。换成一种不那么温和的说法 ，就是‘创造’出合乎自己理想、对当下具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史来 ”，“文学史是对当代发言的”（《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自主创生意识》）。我想 ，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陈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均属“有个性的文学史 ” ，体现着复旦文学史写作的传统。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 、李鸿章 、张之洞及其时代》，三联书店2025年7月
杨国强先生的著作我基本都买过 ，本书初版于2008年 ，网上溢价甚高，这次是修订重出 ，增加了两篇关于张之洞的文字及新版序言 ，书名也作相应变动 。薄薄一册带在暑期旅途中，不忍释卷 。尤其感慨内中一半文章写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 ，一般来说 ，这种体例的旧文只能留下些许方法供人揣摩，至于判断和结论，总因史观更张、材料新见和研究后出转精 ，而愈显陈旧。这本书论人论世却一点觉不出过时 ，现代化困局中的慷慨悲壮反而余韵绕梁 。此外，杨先生文章的用词一贯考究 ，值得悉心体会 ，这一点也不可强学 。意外的是，在豆瓣网上看到有书友批评“此书文字佶屈聱牙 ”。尼采感慨：“由于几百年来情感的夸张 ，一切词汇都变得模糊而肿胀了 ，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认识 。”（尼采：《人性，太人性了》）周氏兄弟早年《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 ，有意识地使用同样佶屈聱牙 、“尽可能古”的字词 ，这一旨趣与溯求方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文化复古，而是指向“一切词汇都变得模糊而肿胀 ”之前 ，未经文化沉疴与思想腐叶所遮蔽的心灵图景 。杨先生的遣词确实造成我们普通读者阅读过程中的“顿挫 ” ，这一顿挫倒也给予我们中断流行式占有与消费的契机，拨开语言的污染与思想的教条，去耐心体会杨先生文中掩藏的心思。
王晓渔：《深渊与繁星》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
王晓渔先生在评论集《深渊与繁星》的序言里自注书名 ，“深渊”借自鲁迅《野草·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 ”“深渊 ”亦即“渊深”，《摩罗诗力说》摘录尼采句为引言：“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 ，将求新源 。嗟我昆弟 ，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 ，其非远矣。 ”拈出“深渊 ”二字 ，既见时代之岑寂，又寄望于未来 ，暗寓源头活水汩汩而来 、振拔向上之象 。“繁星”来自哈维尔“有时 ，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 。“于天上看见深渊 ”同“下到井里看看繁星”，形成互文与辩证 ，“深渊可能是新泉 ，新泉映照着繁星 ”，恰如“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
阅读本书如行山阴道中，花影水影交相辉映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 ，浮光掠影地评点有失庄重，且容许我推荐其中一篇《谁能够筑墙垣 ，围得住杜鹃——“隐者”朱英诞》。推荐的原因之一是与书名的暗合 ，且看晓渔兄缀连朱英诞的诗句：“登高是我的隐退的路”“我退却到高高的小屋里来 ”“我只是在家园里掘一口井 ”……向上的“登高”与向下的“掘井 ”，看来这一辩证的意象在作者心中盘旋良久 。到底如何理解“上天入地 ”的姿态？“那么 ，将要上天入地吗？/不 。我将把斗智的心/放进花朵的包容去/将把远行放在闲静里 ，像鱼。”（朱英诞：《石榴花开有感》，1964）“上天入地 ”是一种战斗的姿态 ，但战斗姿态务须被“花朵 ”所包容 ，由此再呈现出的闲静与美好，已不再是“一种自然状态” ，美好需要直面艰难甚至从艰难中搏求 ，“也只有经历过艰难，美好才不是脆弱的 ” 。但晓渔随即指出：“艰难给个人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忘记什么是美好：认为美好是不存在的 ，进而站在了施虐的一方；或者把艰难视为美好 ，开始热爱受虐 。 ”这是晓渔文章一贯的理性，遍而不偏 ，入而能出。就在这篇谈朱英诞诗歌的文章中还特为提醒：“朱英诞倾其一生于诗 ，却没有无限放大诗的功能，那是文学青年的常见癔症 。”
文青癔症总是向外夸饰 ，但诗是人的内在欲求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用不着声嘶力竭地宣告 ，却往往成为晦暗岁月中一己生命的护持 。朱英诞每当身历一次精神危机，总燃起“一盏小灯 ”。晓渔尤为重视朱英诞晚年的诗歌 ，“如果这些诗作在80年代能够刊出 ，不仅会让朦胧诗诗人感受到美学的震惊，也有可能启发‘第三代’诗人 ” 。在文学史的伏脉之外，晓渔更珍视朱英诞的“小灯”在人与时代对话中的意义 ，他引帕切科的《画花》来比附：“他在画他的花 ，敌人未宣战就侵入他的国家 。/战斗和失败接连不断，/他依然在画他的花。/抵抗侵略者制造恐怖的斗争已经开始 ，/他坚持画他的花 。/为非作歹的敌人终于被打败 ，/他继续画他的花 。/现在我们都承认，面对恐怖他很勇敢 ，/因为他始终没有停止画他的花。”“画花 ”本身就是意义 ，不是用来攀附其他目的的工具；也正因为“画花 ”之于艺术家的第一义，须臾不停 ，才能够在风雨如晦中提供给人真正的护持。
我读晓渔引来的这首诗 ，仿佛觉得时代如潮涨潮落般退去，那个“始终没有停止画花”的姿态却挺立为永恒、超越的象征 。说“挺立 ”还不准确 ，这里自有岿然不动的意味 ，但还有求仁得仁的从容，还有农人在田间劳作时的朴实与专注，敛去了与时代抵死苦斗的紧张感 ，因为“上天入地 ”已经“被花朵所包容” 。这就联系到我推荐此篇的第二个理由。朱英诞一生平静度过 ，尤其晚岁真可谓“万人如海一身藏 ”（但“晓渔式的理性 ”旋即又提醒我们，“朱英诞的幸免是一个特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沉默也无法换得写作的自由”），他这样描述李长吉 ，“你的宁静高出了肉体 ” ，晓渔认为这是夫子自道 。写朱英诞的这篇文章，满纸流溢着同情与理解 ，我以为其中也有晓渔的夫子自道 。从那个风云际会的网络论坛时代走来的读者 ，谁会忘记晓渔的文字呢？这是他沉寂十年后推出的评论集。潮涨潮落，总有素心人如晓渔 ，隐在时代的角落里安静读书写字 ，我们这般在时潮中载沉载浮的读者，一念及此，内心也会收获安静与美好 。
金理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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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览：张新颖：《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本书记录下的对象，是作者张新颖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遇到的师长。以写作时间而论，最早的一篇写于1992年，最晚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