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茶
前言
2022年，中国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这一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新出生人口仅956万 ，而死亡人数超过1093万，这种“死亡高于出生 ”的现象，在此后两年中持续上演 。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张震教授 ，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强研究员指出：中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期 ” 。
这是由三股力量叠加造成的结果 ，婴儿潮一代集体老去 、年轻人口断层加剧 、慢性病带来的集中死亡效应。未来中国人口天平彻底倾斜！
“婴儿潮”一代集体老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 ，中国经历了两次“婴儿潮 ” ，这是导致当下“死亡高峰 ”的第一股力量。
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1949年至1958年 。新中国刚成立，社会稳定、医疗改善 ，人民生活逐步恢复 ，十年间迎来了超过1.8亿新生儿 。
第二次婴儿潮则发生在1962年至1975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 ，人们压抑已久的生育需求爆发 ，每年平均出生2600万人，1963年达到2954万的历史纪录 ，相当于如今几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
这两次婴儿潮构成了中国人口的“主体结构 ”，他们曾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今却同步步入老年 。1958年出生的人2023年已满65岁 ，1962年出生的人也超过60岁 ，这意味着上亿人口几乎在同一时期跨入老年阶段 。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底 ，全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 ，占总人口的21.1%，即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老人。
过去 ，老年人口少 ，离世者分散，不会显得突出 。而如今 ，几亿人几乎同时进入“生命的下半场 ” ，死亡人数自然会出现集体上升 。
更重要的是 ，这批人正处于健康转折期。随着身体机能下降、慢性病增多 ，他们成为医疗资源消耗的主力人群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疾病的患病率在老年群体中不断上升，直接推动死亡总量的攀升 。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不足，老年人疾病防治能力更弱 ，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 ，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比城市高出17%，而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又以农村为主 ，这进一步推高了全国总体死亡率 。
“死亡高峰 ”的出现 ，其实是时间的必然 。两次婴儿潮叠加，意味着中国未来二十年都将持续面对老年群体密集离世的现实。人口学家形象地比喻：这是一场“静默的浪潮 ” ，当年出生的“人口峰值” ，如今正以“离世峰值 ”的形式回归自然。
年轻人越来越少
老年人越来越多 ，而年轻人越来越少 ，这是第二个关键因素 。人口的“死亡高峰”，不仅来自老年的增加 ，更来自新生儿的持续减少 。
过去几十年 ，中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它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抑制了过快的人口增长，减轻了资源压力 ，让生活质量得以提升 。但这项政策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年轻人数量的“断层 ”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多为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如今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最适合生育的群体 。然而 ，他们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却让生育意愿降至历史低点 。
房价高 、教育贵 、工作累，已成为“少生”甚至“不生”的主要原因。买一套房可能背负几十年的贷款 ，养一个孩子从奶粉、尿不湿到兴趣班 、补课班 ，花费动辄百万 。
更关键的是，城市生活节奏加快 ，年轻人工作强度高 ，加班成为常态，许多人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更别提照顾孩子 。
即使国家在政策上不断放开 ，鼓励二胎 、三胎，甚至推出生育补贴，但效果有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仅902万 ，2024年略有回升至954万，但仍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1800万 。
与此同时 ，老龄人口继续扩大，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 ，2023年减少208万 ，连续两年呈现“负增长 ”。这种趋势若不扭转，将对社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
年轻人口减少不仅意味着新生儿少 ，更意味着劳动力减少、社会负担加重 。一个年轻人可能要赡养两位老人 、抚养一个孩子 ，家庭结构呈“倒金字塔”形，养老和生育压力叠加 ，让年轻人更不敢生 。这种“内卷式循环 ” ，正是人口危机的根源。
从宏观层面看，人口天平正在倾斜，一端是近3亿老人 ，另一端是数量减少的年轻人 。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人口结构呈“老多少少 ”的倒挂态势 。
而当劳动力供给下降 、消费群体缩减 ，经济增长潜力也会被削弱。这场“人口负增长” ，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
医疗越发达 ，死亡更集中
看似矛盾 ，却是事实：医疗越进步，死亡反而更集中 。这是推动“死亡高峰 ”的第三个原因。
几十年前 ，人们的主要死因是传染病 。天花、肺结核 、霍乱 、麻疹等疾病曾经肆虐 ，婴幼儿夭折率高达10%以上 。但如今，这类疾病几乎被彻底控制。国家免疫规划能防控15种传染病 ，接种率超过90% ，肺结核治愈率超90%，乙肝感染率大幅下降 。
人类不再“早死”，但却“集中老死 ” 。
建国初期 ，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如今已达78.6岁 ，预计2035年将超过81岁。这意味着多数人能活到老年，而死亡开始集中在生命的末段。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更多人能“带病生存”，这也使得慢性病成为主要死因 。2023年数据显示 ，全国86.6%的死亡与慢性病相关 ，其中心脑血管病和癌症占了近八成 。慢性病的特征是“治不死也治不好 ”，长期拖延、缓慢恶化 ，最终导致生命终止。
更值得警惕的是 ，慢性病正在年轻化 。高油高盐饮食、久坐不动 、长期熬夜 、精神焦虑等生活习惯，使三四十岁人群成为慢病新高发群体 。医院统计显示 ，30岁以上出现高血压、脂肪肝 、糖尿病的患者数量十年间增加三成。
这意味着 ，未来的“死亡高峰 ”，不仅是老年群体的结果，也包含中年健康危机的累积爆发 。医疗进步延长了寿命 ，却也让死亡时间高度集中在某一阶段 ，表现为统计学上的“死亡密集期” 。
这并非医疗的失败 ，而是医学进步的代价。现代医学延长了生命长度 ，却难以完全改变生命终点的规律 。社会若不能在养老 、健康管理、慢病防控上提前布局，医疗体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
多个城市推行社区健康管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推广“安宁疗护 ”与“居家照护 ”模式。例如广州的“红山模式” ，通过家庭医生 、社区护理和志愿者服务，实现重症老人的上门关怀与临终照护 ，减轻医院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
同时 ，政策层面也在试图“托底 ”年轻人 。多孩家庭贷款利率下调、托育补贴发放 、个人所得税减免，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年轻人敢生 、能养、愿生。
从长远看 ，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两道题：如何让老人“活得好 ” ，如何让年轻人“敢去生”。这两者相辅相成，决定了国家人口结构能否重新平衡 。
结语
“死亡高峰 ”听起来令人焦虑 ，但从人口学角度看 ，它是一种必然的周期现象，是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
婴儿潮老去 、年轻人生育意愿低 、医疗延寿效应叠加 ，共同塑造了这一趋势。我们看到的 ，不是衰退，而是结构转型 。
面对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未来 ，社会需要在养老体系、医疗资源、家庭支持 、教育成本等领域全面重构 。
死亡不可避免 ，但生活质量可以提升；人口减少不可逆，但结构优化可以实现。中国正站在人口转折的门槛上 ，这场“死亡高峰” ，或许正是迈向更成熟社会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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