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这么多年轻男子不结婚吗？十九世纪末，法国古伯察到蒙古见到的景象让他难以理解。草原上的寺庙 ，远比村子热闹 ，很多年轻人都在里头。
据他记载 ，有的寺庙少年僧人多，生活也不严肃 ，常和外面的人混在一起 ，这样的状况好像很普遍 。古伯察起初只是觉得新鲜，可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跟蒙古人的社会运作有关 。
再隔了几十年 ，赫定在乌兰巴托一带走访，发现同样的事。城市一半是僧侣 ，剩下的人多是老人妇女 。社会的重心 ，几乎往寺庙里转了 。
斯文·赫定和古伯察的笔记都提到 ，青年男人大量进庙 ，是清朝政策故意引导出来的。蒙古家庭把不少孩子送进庙宇，还成了习惯 。
统计有一旗三分之一男孩进庙 ，这让剩下的村子出现了奇怪的局面 。婚龄男性太少 ，一些人一年见不到自己的老婆。
八个人抢一个媳妇的情况真的有 ，婚姻市场挤成一团，女人遇到选择的空间几乎没有 。男人要凑成家更难 。经年累月下来 ，性关系变复杂 ，疾病慢慢根植在社会里。
冯玉祥看过的数据更具体 。他说蒙古青年十七到二十五岁，八成有花柳病 。这样的患病率在哪儿都算罕见了。
半数人的寺庙人口结构，和严重的失衡让性病传得很快。彼时寺庙也不是什么干净地方 。僧人虽然穿着法衣，但生活其实很随便 ，有的人还常常和庙外的女人来往 。
不少传教士或公务员日记 ，时不时提到寺庙里流行“男色”，少年僧人身边总有比自己大的男性照顾 ，还要帮助他们打理庙务。有的病 ，就是这么一层层递进 。
社会怎么处理这些事呢？常识告诉人们得去看病 。可蒙古人更相信寺庙的“治病法 ”。但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 ，是用汞治病 。
藏医常常让患者服下含汞的药丸，很多患者因此病上加病 。
时间一长 ，肢体麻木 ，生活无望，寺庙成了重灾区。民国初 ，《华北防疫年报》、1929年《边政月刊》里都有明确记载 ，喇嘛拒绝用西药，人们跟着拒绝，性病像阴影始终挥不去 。
很多蒙古女人为了生存，要与外地来的人组成临时家庭 。军官 、商人 、差役 ，来蒙古的都没有带家眷。结局是女性多重负担 ，性病传播速度更快 。
冯玉祥路过库伦还目睹过特殊的场面 。他说女子找不到合适对象，也不能进庙 ，最后就成了客商解决生理问题的对象。这不是夸张 ，而是经济、身份和人口比例共同导致的。
寺庙生活表面有规则 ，实际上很多年轻僧人根本约束不了自己 。连哲布尊丹巴这样的地位，也无法独善其身 ，被梅毒折磨到外貌都发生了变化 。这种病的普遍化 ，说明一个系统性问题：权威有也无效，制度在但没法调整。
人口减少其实是很直接的后果 。清朝本意是维稳，把蒙古青壮年送进不婚的路上 ，实际损耗的是民族自身的繁衍能力 ，最终战斗力和社会活力都会下降 。
一些外国人其实并不懂蒙古文化 ，但他们都发现这个现象属于结构性问题。一个宗教政策，把全社会的年轻男人一锅端进寺庙 ，草原的人口循环自然出问题 。
本地医疗矛盾凸显 。传统与新医学完全对立 ，喇嘛系统愈发坚定，反倒让现代治疗无处施展。这一时期 ，很多村镇疾病连环爆发 ，却没见有效遏制 。
生病的人常年聚集在寺庙，相互之间感染 ，整个社区笼罩在疾病的压力下 。即便有人想走到外面看病 ，也因为文化习惯很难跨出那一步。
过去蒙古草原的这种性病流行 ，背后既有家庭与社会结构变化 ，也有医疗和信仰的矛盾 。每到一个新政权或外来力量，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反而累积成更深的隐患 。
后来 ，是大规模的防治运动才使这些病情得到遏制。早年间的缓慢失败，积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被全面扭转。那套系统落后很久 ，但最终历史翻过了新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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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4条）
我是视听号的签约作者“涵凝”！
希望本篇文章《当时很多蒙古考察日记中，都提到蒙古人性交随意，得病者极多！》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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